明治政府千方百计的想尽了一切办法堵住向西乡隆盛透露信息的各种通道，但是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西乡隆盛作为维新三杰之一，虽然是作为旧时代的军人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但是西乡隆盛本人还是可以顾全大局的，知道了自己的弟弟被清政府软禁后，他没有向明治政府闹也没有大发雷霆，而是向明治天皇写了一封言辞切的信，信中言道：切勿以吾弟为念，一切应以帝国利益为重，切勿以吾弟而耽误帝国之大事。
明治天皇看到西乡隆盛的信颇感欣慰，因为眼下日本的近代化改革对明治政府是最最致关重要的，坦白的说，外国的压力并不是引发明治维新的惟一原因，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日本人在平静的260年中缓慢出现的巨大变化，譬如，市场的出现和发展、商人的兴起都属于这种变化的典型。在那些太平的岁月中，随着生产能力的增长，国民的消费变得丰富多样，商人大发其财，虽然他们身份依旧卑微，可是在武士面前却也能洋洋自得。
当货币、度量衡得到了统一，公路、水路也变得畅通，日本率先从稻米开始形成了全国性的流通经济。以账薄和“隐名合伙”等为代表的商业经营技术也相继发展起来。所有的一切，都为明治维新时期扶植产业发挥了作用。
面对国外的压力和国内不稳定因素，日本该怎么走呢？正是这个关键的命题，把日本的政府撕成了两半，一部发成为开发派，即优先发展国内条件为主，还有一类人成为征讨派，即积极实行向海外扩张领土的一类人，日本近代化的发展是十分幸运的，那时刚刚进入19世纪的下半叶，先进的国家虽然已经完成了产业革命，但是他们的技术水平仍处于提高熟练程度和积累经验的阶段，仍需要不断接受科学的证明，近代的钢铁工业刚刚开始起步，几乎还没有出现化学工业，兴建铁路刚刚进入热潮，而帆船还没有被轮船所代替。
因此，日本的技术水平并未远远落后于先进的西方国家，日本人还可以一边有效率地利用自我的传统技术，一边加倍努力去赶上西方先进国家的发展脚步。对当时一些可算是最新的方法，以铁路和轮船为中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日本人就能够毫无犹豫地采用，还结合国内情况采用了国民普遍教育和依靠国家保护和扶植产业的方式。
但是此次的军事行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打断了日本正在进行的正确的进代化的改革，虽然明治天皇明知此种举措对国家的影响，但是军方的意见也是他不得不考虑的，也许在明治的心中认为这种军事冒险也不见得会铩羽而归，如果能侥幸取胜不但摸到了清政府的底线，而且也会树立日本政府自唯新以来少有的信心。
不过愿望是美好的，事实是残酷的，不但全军覆灭而且连作为主帅的西乡从道，西乡隆盛的弟弟都被清廷活捉，真是让明治政府颜面扫地，眼下的明治正忐忑不安的等待着清政府的责问。
李府中一个人正在院中来回的踱着步，虽说天气不是很热但他却猛烈的扇着扇子，因为心里的无名之火，更让他感到闷热，此人正是李海，虽说上回看过了西乡从道后有些想法在脑海中浮出，不过还没有形成太系统的方案，这个难题同治就扔给了李海，原本打算向同治提出到欧洲各国吸引人才的他不得不被同治留下来处理这道难题。
李海有时候真想骂一句，该死的小子还真拿自己当盘菜了一天吆五喝六的支使我他倒是什么都不用做，就知道折腾别人，自己的一个想法就得让别人跑断腿，虽说自己跟他关系不错，但是伴君如伴虎，谁会料到什么时候这小子翻脸呀，但是他终究还是想到了个主意将折子交到了同治皇帝的手上，心想总算完成了一桩心事。
同治见到李海的折子也甚为满意，因为这个折子的想法与他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同治拿出朱笔写了两个字，准奏。
李海接到皇帝的命令却是觉得一阵头痛，他就纳闷了怎么整个大清朝就他一个“能人”什么事都要把他算上，看来要去欧洲的计划还得延后了。
日本——京都，明治和他的大臣们开了整整一天的会议，最后还是采用了大久保利通的建议先派人到清朝去接触看看清朝是什么意思，如果通过谈判就能解救出西乡从道那是最好不过了。不过也有鹰派认为，此时前往清朝不外乎自取其辱，今日本新败，清必携胜而自重，此时派员前去，清朝要的价码一定会很高，况且没有什么把握，不如向列强借款，购置兵舰以期与清再战，好增加谈判的筹码。
李海自从接受了同治的圣旨后，天天向户部催饷，虽然他很清楚要想向户部要钱就是两个字“费劲”，因为要以泰山压顶之势压服日本作出让步，如果官兵领不到足够的兵饷是不行的，眼下的计划是要尽快筹到足够的银子，再不行李海就得直接找阎敬铭去，这帮户部的孙子被阎敬铭管严以后就经常借故扣发军饷，以泄自己的愤闷之心。
等了十几天终于把军饷凑齐了，李海整军准备出海，恰逢此时，来自近邻日本的特使来到了大沽，日本派出了在未来影响日本历史的伊藤博文，此次伊藤博文的使命可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他是在日本战败的情况下，而他要以胜利者的姿态来京做一场前途未卜的谈判。
李海准备妥当，正要预备以胜利者的姿态出访日本，他在总理衙门等来的不是出使的命令，而是日本专使的请求面见的信函，李海暗道，来的好快呀！看来出海是不行了，那就让我会会这个未来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