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山先生的学问品格令人景仰,不知就阿湖案礼法之争怎么看？
谢伋的一句高声问话，让台上台下都静了下来。***
卫希颜在暖阁内眯了下眼,这厮不怀好意。
皇帝也沉下了眉。
在讲经台上，各家学者论辩自由,岂有出询问某个学者看法的？——这是表示这位学者的观点高明于其他人吗？
这是拉仇恨值呀！——皇帝用了一个卫希颜在廷辩上调侃大臣的词，觉得很贴切。
台上稷下学者中有不少是从过政的,心思敏锐的也有，一转念就想到了谢伋的目的——朱跸、金安节、王纲中、郑刚中、富直柔、王大宝几位都向谢伋飞了个眼刀子，暗道：居心恶也。
胡宏、吕广问、胡宪这几位学者都皱了下眉毛，对谢伋的做法心有微辞。
台下如宋藻、苏行冲这些官员学者的脸色也黑了。苏行冲默默地将谢伋拉入了黑名单，加入到需要关注和防备的人员中——学者们也不是一团清水，总有一些怀有别样目的人，这是无法避免的，既然敞开门，好的坏的就都会进来。但正如老师说的，封闭无以进步，对外交流利大于弊。
这时台下已热烈起来。
大多数学子和学者都没有意识到谢伋这句话隐藏的不对，或者说，大家根本没往不怀好意那方面想，毕竟论学会上思想还是比较纯学术的，就算有人觉得谢伋这做法不太合适，但多半也会往争夺儒学道统这方面想，毕竟名可秀在学术上的成就和愈渐重要的地位并不是每个人都乐所闻见——大多数人对于名可秀对此案的观点，他们还是很好奇的，也颇有些期待的意思。
名可秀向谢伋颔示礼道：承四六先生之赞。
谢伋不仅儒学精醇，四六骈文也做得极好，有被称为王安石之后第一人，便有好友赠他四六之号，于是学者尊称他为四六先生。
可秀倾听两日,诸位先生均有精妙之，令人沈吟深思。对于此案，可秀也理出了一些想法,承四六先生之问，且做金玉之后添砖,请诸位先生和诸学君指教。
谯定哈哈打趣道：你先添砖，咱们再来加瓦，这个台子就砌得高了。
大家都笑起来。
因谢伋的突提问而闹得台上有些紧绷的氛围就在笑声中消散了。
笑声止后，名可秀开始道：在齐氏阿湖案之前，某想先论一论神宗朝的登州阿云案。
这两个案子基本是相通的，阿湖案几乎就是阿云案的翻版。不同的是，神宗朝时没有制定最低婚龄的律条，但因为有居母丧这一大礼规在，阿云案有没有婚龄这条就是次要了。总之，两个案子是可以放到一起说的。而阿云案最终也是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结果——先是刑三年，十七年后再判，斩。
殿堂内完全安静，只有名可秀一人的声音：
阿云案乍一看，是敕律之争——但果真如此吗？
名可秀一开始就提了个问题，引起大家思考。
某与苏公等几位先生一起传注《论语集注》时，要必须遵循一个原则：夫子的微大义都有特定的语境，如果脱离这个语境去理解《论语中》夫子只片句的真意，必定会出现谬解，或者是理解不完全。
她随之进入主题道：登州阿云案原本只是一桩小案子，最终却闹到朝堂宰相三公两府之争，新党旧党吵成一团，表面上看，朝堂上争的，只是王荆公派与司马温公派为遵敕还是遵律，但是联系当时的时政背景，此案之争事实上是牵涉进了两党的变法之争。
这个立论！……记者们的笔陡然顿了一下，目光都点亮了。
名可秀道：荆公派主张变法，有神宗皇帝的支持。温公派反对变法，是以‘祖宗之法不可变’为据。是皇帝大，还是祖宗之法大？荆公派为变法故，当然主张当今皇帝的敕令为大，而温公派则以‘法不可改’——进一步就是制度不能改，以此限制荆公派即将推行的改革。阿云案就出现在这个时候。
在这么一个因为变法而党争的背景下，王安石和司马光在阿云案上针锋相对的态度就很容易理解了。
这就是真相啊。卫希颜轻嗤一声，她还以为司马光这些人很有法律精神呢，原来并非如此，不过是借助维护法律的至高地位来反对王安石变法罢了。
学子们静了一下，跟着流露出类似于哦的表。
化学科的学子眼神刷然亮了：这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呀，果然真理用到哪里都是真理！
有些纯粹做学问的学者也流露出恍然的表。
一些记者心中喟叹：这就是高屋建瓴啊，站的高度不同，触及问题的本质自然就深得多了。
那么，只有名可秀看到这一点吗？当然不是，很多精于政治的都能看明白，只不过对于阿云案来说，维礼和维法才是这个案子最重要的争议，至于后面牵扯的新旧党争则是不重要的因素。
当然，名可秀不是这样的看法。
她继续论道：正因牵扯进了新旧两党的变法之争，无论荆公派还是温公派，在对待阿云案的论罪判决上，都并非出于不偏不倚，而是维护各自一方的利益。那么，变法派是维护谁的利益？反对变法派又是维护谁的利益？
一些学者皱起了眉，认为名可秀已经论偏了主题——新旧两党之争的利益派系，这与阿云案，或者说如今的阿湖案有关吗？
但是也没有学者去打断她的话，出于谨慎，还是要再听一听的。而且，他们也要想知道，名可秀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到底是想论出什么来。
便听名可秀道：新党变法，是因神宗时期国家财政已经窘困，希望变法以富国、强兵。且不论新法因为施行不当或脱离实际对底层百姓造成的损害，单从新法的条款内容来看，是要抑制和削减官户和上等户的利益，譬如清丈田亩，按田定税——对此损害最大的就是兼并土地多的官户和地方豪户。同时新法又适当减轻了一些底层百姓的负担，而这个减轻的负担平摊在了中上等户身上。故，旧党反对变法，因为变法‘掠民之财以富国’，损害了‘民’的利益。
名可秀顿了一顿，问：这个旧党维护的‘民’的利益，究竟是谁的利益呢？
熙宁四年，神宗询问三朝元老、枢密使文潞公（文彦博）变法之事。文潞公反对变法，道：‘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潞公答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名可秀引述了大宋国史馆修撰的《神宗实录》里面的这段对话记录。
文彦博说祖宗的法律制度，不用更改，否则会失掉人心。这个人并非是指普通百姓，而是士大夫阶层。神宗说，变法改革对士大夫确实有利益损失，不过对老百姓来说回报很多的。文彦博说，皇帝是靠士大夫统治天下，不是靠老百姓统治天下。
卫希颜忽然一笑，她想起了与名可秀的一段论话。
赵昚侧眉看她，以目光询问。
卫希颜便用白话，语气揶揄地给皇帝诠释这段实录：文彦博回答说，皇帝陛下你要是拿官僚地主阶层的利益来取悦普通老百姓吗？陛下你别天真了。执行政策的权力掌握在士大夫手里，他们会愿意执行损害自己利益的政策吗？陛下你这是要撬统治者上层的墙砖吗？哦，他们还掌握了笔杆子，分分钟把你写成昏君。神宗的神谥号怎么得来的？——大臣表示说，皇帝陛下，你变法是犯神经哟。
赵昚嘴角都抽了。
暖阁里服侍的两名内侍低垂着头，使劲憋着笑，他们均想起官家在御书房说过的打趣话：国师阁下还有什么话是不敢说的吗？
赵昚脸色凝重起来。
皇帝是与士大夫治天下，那千万庶民又如何？难道仁政只是为士而施吗？若只为士，必然损及庶民的利益；但为庶民利益故，占据国家上层的士大夫阶层又会不稳。应该怎样平衡呢？
赵昚用到了一个平字。
自从听了名可秀的王霸二道后，赵昚就喜欢用平这个字。
他微微倾侧了一下耳朵，仿佛这样就能听得更清晰些。事实上，在四周都铺设了传音管的暖阁内，不需要这么做。而皇帝并没有意识到他对名可秀观点的倚重，或者说，年轻的皇帝陛下还没有意识到名可秀的观点对他已经有很大的影响。
台上台下的学者们脸色也凝肃了。
名可秀指出的，是一个士与庶的利益对立。
这是关乎到两个阶层。
名可秀出三问：《尚书》曰：‘民惟邦本，本固君宁。’——何为民？孔子曰：仁民。——何为民？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何为民？
她道：君之下，有二民：一曰士，一曰庶。士者，文明智慧精英也，无士不足以为国。庶者，水也。无水，士无以活。
名可秀这里的士，是指士大夫和有品级的官员这个阶层，没有包括城市和乡村的上等户庶民——简单地讲，就是商富和地主。在这个时代，商富和地主只能算有钱人，不能算入精英阶层。
名可秀道：若将天下的利益喻为一张饼，这张饼就是分为两大块：一块是士大夫与权贵，一块是普通百姓。士大夫与权贵占了大头，若还要占下去，挤压普通百姓的生存利益，国家就会不稳。若是做适当的忍让，普通百姓就会感到满足。
但是，士大夫与权贵能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因为他们有能力，有知识，有眼光智慧，还有勇气等诸因素，是天下人的精英。虽然，这整个阶层中也有不少滥竽充数的无能力者，也有不少败类和小人，但总体而论，是天下的精英。他们掌握着天下最多的知识，掌握了天下最多的权力，占据了天下最多的财富，天下可以说是大部分是他们的天下。皇帝也必须依靠这个精英阶层来治理国家。
是以，普通百姓也不能过份地，或者强行地要求精英阶层做出更多的退让。
殿内的人都微微点头。
能坐在这里的，都是精英阶层。
名可秀又说道：这块大饼只分两块，没计入皇帝。因为皇帝是执天下，左右平衡，不计入利益。如果皇帝也参与到分饼中，那就不是执天下，而是执皇家。
学者们纷纷点头，这个观点他们是认可的。
赵昚流露出深思的表。如今，两府的政务皇帝已经很少直接插手，但是御史台、廉政台、监法院这三个监督百官行政、廉洁和执法公正的衙署却是由皇帝亲掌，两府不得涉入，这就是帝王执天下监督以平衡吗？
儒家主张宽刑。名可秀这才说到有关论刑的主题，《礼记》云：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因为大夫是国家或君主以贤德为标准选出来治理天下人的，故而不会有对大夫的刑法；但是，若大夫犯了法，则此人已不配为‘大夫’，故要去其资格，即刑人不在君侧，再论以刑法。这句话被有些士大夫和权贵理解为‘豁免刑法的特权’，故违法乱纪，贪赃枉法，还要求国家对其施以仁，宽刑以待——这是谬解！靖康之前，朝廷对贪官是只解其官职，除了士大夫的资格，而后不再论以刑法，故吏治越来越**，几乎无官不贪。而这种不合宜的‘宽刑’——对士大夫过度的宽刑，就是对普通百姓的苛政，进一步严重的，就是暴.政。
汉儒主张宽刑是对士大夫，这绝非孔孟儒学的本义。名可秀道，孔子曰仁，难道是只仁及士大夫？孟子讽‘窃国者侯，窃钩者诛’，难道是主张严刑于庶民？令人欣慰的是，我朝重视仁治为前朝历代不及，儒家宽刑思想也渐渐越过汉儒，回归先秦儒家之本义，由士及之庶民。
正因为大宋人文气息越来越浓厚，这才造成一些士大夫宽刑思想的产生，而这种宽刑并非是汉朝那种宽刑，仅仅只针对士大夫与权贵这个精英阶层，而是对所有百姓都宽刑。
但是，仍然有很多士大夫强烈维护原来的秩序。阿云案和阿湖案都算是勉强的蓄意杀夫案，之所以一定要处死阿云和阿湖，乃是维护三纲之制。那怕是勉强地触犯了这种三纲，也让一些士大夫隐隐感到最终会破坏这种精英治理天下的秩序，以及精英的地位。
这才是阿云案或阿湖案产生严重争执的深层次原因。
而名可秀认为，普通百姓必须拥有更多的作为人的权利，否则，精英阶层和庶民阶层的鸿沟越来越大，同样造成高低两极的分化，国家不可能和，不和则不稳，不稳则乱，乱则覆。
国家不仅是士大夫的国，也是所有百姓的国。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唐太宗有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要小看了普通百姓，他们如果被压迫到没有活路，就会把整艘船都倾翻。曾经强大到不可一世的大秦朝，毁于陈胜、吴广之手，汉高祖立基前也只是乡中的氓民，倾覆汉、唐的张角、黄巢，他们同样出身不高贵。
名可秀道：正好先前所譬喻的，国家的利益就是一张饼，精英占了大部分，适度地分一些给普通百姓，这没有错。当然，不能强行分配，否则天下必然骚乱。
名可秀曾对卫希颜论过王莽，说他：死读儒经，以为尖顶宝塔可以倒砌。
王莽的新政想推行周朝的井田制，将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想以此来抑制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兼并。但是，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大地主豪强，也就是士大夫官僚阶层的利益。而王莽的新政又没有切实的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这使朝廷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和少地农民，使他们对新政失去了信心。那些侥幸分到土地的，也是最糟糕的田地，对王莽新政也不满。于是，天下大乱，王莽这位皇帝没当多久就被砍了脑袋。
王莽认为自己更有能力做皇帝，也更有义务拯救天下苍生，但他的新政失败了。史家也因他篡权，将他以前的一切仁德行为都斥为虚伪。所以名可秀论王莽说：这是个书呆子，读死书，妄图去推翻天下统治的阶层，让宝塔倒置，怎么可能成功呢？孔子说复周礼，那是针对春秋的况，西汉末年那种形，还能回到井田制吗？扯淡！——后面两字是卫希颜加的。
无论是谁，想以过分激烈的、强制的手段去大幅削减精英阶层的利益，只会让天下动乱，最终普通百姓也得不到好处。即使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统治国家的是谁呢？——新的精英阶层！
作者有话要说：政治家的理想可以远大，但具体施政就要切合实际了……王莽同学也是个悲催的娃~~